“荣誉”与隐瞒：十四年抗战第一名日本战俘
文章的开始，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了解或者印象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带着它，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十四年抗战历史上第一名战俘的故事。
日本战俘难抓，这是我们所熟知的。由于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影响，想要捕获一名日本战俘本身就比较困难后，被俘后日本士兵又经常会试图脱逃归队或者自杀，因而也是极难对付的对象。事实上，比较容易遇到的一种日本战俘，是在战斗中被打成重伤或者失去意识的人员，一些有着反战意识的日本士兵虽然可能会投降，但这种情况越是在战争早期越少见。
【资料图】
根据知乎回答提供的信息，全面抗战以来第一名被俘的日军是在1937年7月14日，于团河村伏击中被俘的隶属于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骑兵队的XX（姓名不明），7月25日廊坊事件爆发后，此人从牢房逃脱，后遭到内部的层层审查，由于压力过大，于1937年底病死。而第一名被俘的非军事人员则是1937年7月9日在北京城门附近被带走的一名日本商贩（标记为军属，可能是军队雇佣的间谍人员）。
本文所提到的被俘日军，非常凑巧的，可以分成三个类型，至于具体如何，我们可以一一来看......
已知的故事：辗转的“第五人”
江桥抗战，作为1931年少有的大规模交战行动，中日双方累计投入了三万余人的作战人员，其中日军就有近六千人。在江桥抗战日军的死伤上，无论数据如何变化，从未有多少史料明确提出“被俘日军”的数字。在以讹传讹的各种记载和引述上，有的认为11月4日在大兴上空遭到击中的飞机坠毁，飞行员被俘，有的认为是在大兴或者三间房前线的作战中抓获了日本兵，但这些都不正确，问题在于没有日方的史料予以佐证，飞机坠毁更是不符合史实。
应当说，日军在处理被俘人员的问题上是低调的，但当他们撰写事迹和上报的时候，永远也会露出一点蛛丝马迹。将被俘人员作为战死者上报自然是不奇怪的，但找到例子却没那么容易。很不幸的是，在对于战死人员事迹的撰写时，第一名明确被俘的日军士兵的事迹的马脚就这样露了出来。
事情发生在1931年11月11日，地点在江桥战场东翼的孤房子周边。当时，江桥战场的东侧活跃着黑省骑兵，为了稳固东侧的局势，骑兵第二联队所部被派遣到这一区域实施讨伐和作战行动（事实证明东翼的问题直到战役结束也没能得到解决）。
当天，该部将从前依拉巴出发，朝四家子-孤房子方向前进，与此同时，朝两翼方向派遣侦察分队探查黑省军的情况。其中，宫崎中尉率领4名士兵朝四家子-乌诺头站西侧地区，对大兴屯黑军右翼阵地实施侦察，而吉泽少尉则率领另外4名士兵，朝四家子-错拉木-包家店方向，对大兴屯黑军左翼阵地实施侦察。
从危险情况来看，当时的吉泽少尉的前进方向，相比于宫崎中尉更加凶险，其问题就在于它朝着整个嫩江支队更右翼的一侧前进，更加深入到黑省军的防线之中。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吉泽分队在侦察的过程中，于下午2时直接遭到了50余名黑军骑兵的袭击，吉泽分队全军覆没。
被击毙的人员包括：吉泽留吉骑兵少尉、柴田资夫骑兵上等兵、菅原胜美骑兵一等兵和馆野梅吉骑兵一等兵。然而，我们都还记得，吉泽分队一共是五个人。这里被击毙的只有四个人，那么，第五个人是谁？
此人便是山田徹一郎骑兵一等兵。
如果言简意赅地形容山田的遭遇，根据他的描述便是：吉泽分队在战斗中先后出现负伤，为了传达情报，吉泽少尉派遣他只身突围，但在突围后不久，他就被黑军骑兵擒获，随后扭送到齐齐哈尔省城并遭到审讯，但只字未发，只请求一死。在这一期间，其性命得到了在齐齐哈尔特务机关的林义秀少佐、哈尔滨方面张景惠等人的出面保全，关押在齐齐哈尔第一监狱。11月19日，随着齐齐哈尔城破，在监狱里的朝鲜人翻译带着山田跑去了日本领事馆，入城的日军因此接回了山田一等兵。
然而，关于山田一等兵被俘的情况，新闻也并不丰富。《满洲日报》在11月中下旬有一两篇报道提到了山田一等兵被护送到齐齐哈尔。《朝日新闻》则在小版面上插入了关于他被俘和营救的报道。然而，这十分不闻名。而等到尘埃落定之后，后世的记载却开始出现了人为的篡改。
由于吉泽分队的其他成员均被认为是“英勇战死”，又是1931年数百名战死者中较为“壮烈”的一部分，在后来编纂的美谈集或者忠勇列传中，都毫不吝啬地提到了分队的战斗事迹，当然，作为这一故事的唯一口述人，山田的证词也就构成了主体。那么，这些书是怎么描述山田的遭遇的呢？
在《满洲事变忠勇美谈》里，突围的山田一等兵向联队长报告了情报，完成了吉泽小队长的夙愿，帮助了骑兵联队夺取各个村落。
在《忠勇列传：满洲上海事变之部》中，山田一等兵在突围后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是被俘后不久逃离归队，第二种是被俘后几天逃离归队，都提到了山田负重伤被俘。
在《朝日新闻》的报道里，没有提及山田受伤的问题，仅表示突围后被追击被俘。
然而，他们尽可能回避了山田被俘后的羁押问题，更不要说最后的处置观点的。然而，从《朝日新闻》的报道可以看出来，对于山田的新闻关注使得联队长对于被俘问题上十分宽容。在山田一等兵遇到联队长后，据说立刻“痛哭流涕”跪拜求罚，但联队长表示“被俘却一言不发，值得赞扬。”故而回避了对山田的处罚，让他尽快归队了。
然而，毫无疑问山田也还是被处理了。的确，内部审查没有让他如空闲升一样被逼自杀，但最后的处理方式也不是让他正常地结束自己的服役年限。1931年11月时，山田尚为一等兵，这意味着他应当是在1931年入队的，然而，他没有随队驻扎到1932年底回国，而是在1932年初就回国了。这意味着部队上将他提前退役了，而从后续的报道来看，他也没有当上上等兵，最终以一等兵的军衔随同年转预备役的人员一起返回仙台。1932年4月28日的《朝日新闻》还对此进行了报道。但联队长对于山田的态度的确使得他在经历上没有遭受太多非议，在1934年，甚至还有新闻报道他和营救他的朝鲜人翻译一起进行演讲，似乎他这次被俘还成为了宣传的范例，即“帝国军人被俘后，面对几天的审讯一言不发，一心求死的精神”。尽管不算是什么值得大肆宣扬的例子，但相较于更多归队后被军法处置或者逼死的日军来说，他的运气已经很好了。
应当说，山田徹一郎就是十四年抗战的第一名日本现役士兵战俘，尽管被俘时间不长，但他符合一切条件，是明确存在的俘虏人员。
然而，接下来提到的人就不是如此了。
抛尸辽河：凌印清的覆灭与军属人员俘虏
如果说我要明确的将山田徹一郎定义为“第一名日本现役士兵战俘”有什么原因的话，那是因为在他被俘之前，还有其他被俘事件，只是因为这种或那种的原因，不能被定义为“日本现役士兵”。稍稍前推，在1931年11月初，发生在辽宁省盘山县的仓冈繁太郎被俘事件，就十分值得一提。
仓冈繁太郎，九一八事变前，以预备役炮兵大尉的身份在东北陆军讲武堂担任炮兵科教官。九一八事变后，他被征召，参与了关东军在东北的特务活动。事实上，早在事变前，关东军派遣军人从事特务活动就不在少数了，比如九一八事变两大导火索之一的中村事件中，被兴安屯垦军枪毙的中村震太郎就是派遣从事特务活动的日本军人。然而，相较于负责测绘地图打探情报的中村震太郎，仓冈繁太郎的职责不太一样，他所负责的是顾问职责，而顾问对象则是打出“东北民众自卫军”旗号的凌印清。
凌印清的问题，我在之前写的文章中曾经提及一二，无论是凌印清伪军还是张学成伪军，都是日军借助第三方手段破坏锦州防御，扰乱东北军部署，甚至打算借刀杀人夺占锦州的行动的马前卒，然而，凌印清凄惨的现实是他几乎没有拉起来什么部队，带着光杆指挥部和一大笔钱，在新闻放出的烟幕弹的掩护下，进入盘山地区搜罗武装人员，这使得他直接上了张海天（“老北风”）的套，于11月初某天被一窝端了指挥部，同样被俘的还有仓冈繁太郎以下的15名日本军籍人员，这些人员的共同特征就是日本退役或预备役军人，不少曾经在东北经商或者从事特务活动多年，而这些人统统被老北风俘虏。
而老北风的手段则凸显了当时东北民团的彪悍作风：枪毙。无论是凌印清还是仓冈繁太郎等人，都在简要审讯后拉到辽河边枪毙，随后抛尸辽河并放出新闻。后来日军调查，15名死者中可能有两三人是枪毙后被掩埋，具体情况便不得而知。
应当说，仓冈繁太郎等15人虽然也可以被算作是俘虏，但却属于军籍人员而非现役官兵，他们从某种意义上属于“日本特务”，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类别不能和上文提到的山田徹一郎混为一谈。
非常有趣的是，《官报》在死亡人员登记上，将仓冈繁太郎等人的死亡日期放在了发现遗骸并确认死亡的那一天，而非被老北风枪毙的1931年11月初，一个奇妙的错误，但似乎也别无大错。
无所追迹：不会走路的尸体
在上文提到的两类被俘人员，即现役官兵和军籍人员（日本称“军属”）之外，还有一个例子则比较特殊，虽然属于现役官兵，却无法判断到底是否该被算作被俘。而这个事例里，同样体现出当时基层部队处理的办法不同。
1931年10月初，日军在通辽一带多次实施军事行动，想要借助伪军的力量将张树森的骑兵第三旅赶出通辽，但行动并不成功。尽管如此，郑家屯到通辽的铁路线上还是增派了装甲列车，以扩展日军的警戒范围。10月15日，从郑家屯出发的一列装甲列车，在沿途驱散了多支抗日武装的袭击后，于通辽东方15里的钱家店脱轨。脱轨后，装甲列车指挥官安藤永次中尉派遣黑木静江伍长率领的5名侦察兵实施侦察，然而，5人随后失踪。
郑家屯方向派遣的装甲列车救援部队虽然拖走了装甲列车，却没能找到这5人的去向，后继维修铁路的部队分遣人员寻找时，在失踪点附近发现了黑木静江的一张带血的票据，至此也没有后续的报道，直到1932年某日他们据称发现了尸体，并上报《官报》，作为战死人员合祀为止，所有人都得到了追晋一级的待遇，这是被俘者绝不会有的。
然而，这一“后续调查”确定战死的行为本该不得到非议，在后续记载和处理方式的区别上却再次看出了端倪：失踪者之一铃木仪平治炮兵上等兵，早在1931年12月12日的《官报》上，就已经登载了他的战死信息，并在1932年4月的第一次合祀中被纳入靖国神社，事实上也没人怀疑这一问题的处理，而黑木静江伍长等其他4人则在1932年5月份才登载在《官报上》，标识为“已找到尸体”。在后续关于黑木分队遭遇的记载上，也全部按照“侦察中遭遇伏击战死，随后敌人带着他们的尸体离开，最后抛尸在小河里”为结论。
但我们都知道，尸体是不会走路的。5名被打死的日军士兵，即使是对于抗日武装来说也不一定有必要把尸体都拖回去报功，一般是取随身衣物或者部分零碎作为证据。那么问题出在哪里？5人一起失踪，其中1人却先行被确认为战死，另外4人更晚才得到确认，这是发生了什么？在后续记载中，5人的尸体疑似也是一起被发现的。这意味着野炮兵第二联队违反了规范的要求，将尚还处于失踪状态的士兵迅速确定为战死者并上报了。而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则遵循原则，在发现尸体后再上报，这使得铃木仪平治和其他四人的处理被分割开来。
作为失踪者，比起被认为是战死后被拖走，我们不难想到一个更合理的结论：被打死打伤后拖走，或者全部被绑走，后续被枪毙抛尸，处境与仓冈繁太郎并无大异。然而，这同样缺乏证据。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我不敢武断地将黑木静江等人认为是十四年抗战最早的被俘者的原因。
三起失踪事件，25名日军官兵的去向，被俘者孰是孰非，留待评论。希望有朝一日，更明确的事实将被发现，真正的第一名被俘者，将从历史的迷雾中真正浮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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